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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滨老乐的博客

 
 
 

日志

 
 

韩天衡 《书画印鉴藏漫谈》  

2017-06-29 16:38:26|  分类: 鉴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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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印鉴藏漫谈》

2017-06-27 韩天衡 寿山石文化网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书画印的鉴赏,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门非常深的一门学问。我斗胆和大家谈谈,也不会有太多的学术含量,就是当故事聊聊。

 

所有的鉴定中,专家们都说,书画印是最难鉴定的。当然瓷器、玉器、杂件的鉴定也有很高的难度,但书画印的鉴定难度真的很高。我想先讲三个故事。

 

第一故事,就是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的。谢老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太太在拍卖场买了他一张画,拿来叫谢老看。谢老打开来一看,说:“蛮好,蛮好”。实际上谢老一看,这张画是假的。但因为人家出了那么大的一笔钱,把这张画买来了叫你看,所以谢老出于我们传统文人的那种礼貌,就讲“蛮好蛮好”。谁知道那这个太太接下来就说:“谢老,您既然说蛮好,那就麻烦您在这上面给我题一下(字)。”

 

谢老楞了一下,本来是敷衍地说蛮好蛮好,结果现在人家说你“题一下”。谢老就感到很尴尬,又不能改口说这东西是不好的,只好硬着头皮在上面题了一跋,说这张画是我(谢稚柳)画的什么什么的。所以你想一张假画,作者本人都题它是真的,那后来人鉴定你讲它是假的还是真的?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画院原先的院长程十发先生,我们一起去香港。一个朋友拿了一张他的画出来,(我们)一看这个画有问题,但是他(程十发)没讲话。那个朋友接着讲了:“程老您知道吗?这张画是某个人,看中我手里最好的高级照相机,就拿这张画来换我手里的高级照相机。”后来程十发先生想,给我看画的是朋友,拿照相机换画的也是我的朋友,如果我讲假的,得罪两个(人);我讲真的,两个都不得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人情世故,程十发先生就在上面题了一跋——这张画是我画的,什么什么的……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十来年之前我自己的(故事)。山东有两个企业家,有一个是收了我不少的东西,所以他对我的画比较了解。还有一位不太了解,就从人家手里买了一张我的画。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你这张画是假的。”他说:“不可能是假的,我买了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同时给我,说是这个书里出版过的。”但是另外那个人说:“绝对是假的,你不信我们现在就买飞机票到上海。”

 

这两个企业家很有意思,晚上大概八九点钟了,从济南买了飞机票就赶到上海,半夜里到我家里敲门。我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么晚有人来敲门。一进门他们就说:“韩老师,我们是为了这张画来的。他讲对的,我讲不对。如果(你)讲对的,那么我请他一桌饭,如果是错的,他要请我一桌饭。”这是企业家性格。

 

我打开画一看,假的一塌糊涂,那个老板就讲:“韩老师啊,有你的画册为证。”这个画册我手里也有,但是我的画册里面没有这张画的。他把画册带来了,结果我也把我自己的画册找出来,同样翻到第三十页,第三十页我画的是一张“翠竹小鸟”。他这一张是“五彩葡萄”。但是这张纸两面都印画的,反面的画是一模一样的。于是我仔细看了看装订,就知道了(怎么回事)——(造假的人)是为了要卖掉这张画,专门印了一张仿制品,重新装订到这本书里,连书一起卖给了人家。

 

我讲这三个例子,就说明书画的鉴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是人家作假的问题。前面两位都是我的师辈,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假的(作品)是真的,又为后世的鉴定带来了很大的疑团。所以这门学问是很深的,有很多学问之外的因素会搅局。但是总的来说,书画印的鉴定毕竟是有标准的。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书画印(鉴藏)的几点看法。书画印的鉴藏主要就是要有五种能力,第一种能力就是眼力。就鉴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眼力。眼力是怎么来的?不是天生的,眼力是锤炼出来的。

 

中国书画的作假很有历史,我们知道在王羲之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张翼的专门做他的假字,连王羲之自己都没有看出来。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词儿叫“吾真大醉”,就是讲的他自己都看错了,大概是酒喝得太多了,糊涂了。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他也拿过一方王羲之的图章送给他的一位名臣,也是教他学书法的书法家,叫虞世南,当然这个印章也是假的。

 

所以一千多年来,真真假假,到现在为止虽然科技那么发达,但我们却并没有一个仪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定了一个名称,叫“目测心验”法,就是我们书画的鉴定里的,是一个“目测”,就是用眼睛来观察,而后用心去体验。

 

所谓心的体验,是长期经验的积累。眼睛看,是从这件作品的用笔、用墨、造型、结构、色彩、水墨、章法,要对一件书画有一个深度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应当力求全面。

 

我们今天为什么时常有东西会“看错”,往往正是因为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譬如说,给你找一张吴昌硕三十几岁写的字,你用他成熟的,六十岁以后石鼓文来做比较,那么你如果没有对他一生的艺术演变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会认为三十岁时的这张东西是假的。所以需要有非常深入非常全面的把握、研究才行。

 

尽管我们说中国书画的鉴定,要从那么多的角度“进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实际上就是线条。

 

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的老师去一些博物馆鉴定字画。博物馆的专家把一卷卷的字画打开,这卷画打开来,上面只要出来一个树杆,或者是出来一根竹梢,或者是一根竹杆,下面的落款都还没有出来,我老师就报名字:“这个是八大的,这个是石涛的……”为什么那么厉害?

 

实际上中国书画的鉴定要领,有三条也好,五条也好,或者十条也好,但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线条。真正是一等一流的,有真知灼见的大鉴定家,他不要看你一张画,他只要看你一根线条,就可以知道这件东西是谁的。

 

为什么呢?因为书画家的这一根线条,就跟我们每个人手上的每个指纹一样,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研究深入到这个程度,那么你从一根线条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底,他的修为,他的节奏,他的特点,这就是他!

 

所以从一个书画家来讲,他的一根线条,内质必然是区别于别人的。但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书画艺术的深刻就在于,一根线条反映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哲学、美学,以及个人自我修为、习性、功力的统一体。

 

以前曾经有一位画家曾经说过一句“笔墨等于零”,这个看法非常激烈,在我们美术界人人皆知。当时我没有进行讨论,因为我这个人胆子小,不愿意卷入争论。一旦卷入了争论,所有手里该做的事都要放下来,和人一天到晚地去争辩。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和创作的环境,所以我是一贯不参与进去的。

 

今天,这个风潮已经淡却了。那么我想我可以讲一句,笔墨可不能等于零。“笔墨等于零”这句话是个伪命题,除了孩子做算数的时候1-1=0,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书画,非优则劣、非盛则败,非正则负,你举一桩结果完全等于零的事,有没有?没有。所以笔墨,从来就不是等于零的。

 

而且从我刚刚和诸位谈的,中国书画的鉴别,实际上最要害的就是看一根线条。是从一根线条,可以判断出是哪一位书法家,哪一位画家。而且,我刚刚讲了,如果真正有真知灼见的大鉴定家的话,他可以基本上做到百发百中。

 

那么你们想想,笔墨既然这么关键,一根线条能够识透、看准一位艺术家,那么你们说,笔墨还能等于零吗?

 

所以过去他们争辩的时候,我没有发表过意见。但是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笔墨从来就不能等于零,而且笔墨是那样的关键和重要。

 

所以我们讲书画鉴定,就是看眼力。眼力的要害,在于你要看透吃透,理解透一个线条。作假的人,他可以(模仿),画画也好写字也好,结构不是问题,布局不是问题,色彩不是问题,构图也不是问题,关键就是他在表现一张字或者一张画的时候,线条一旦落下去,他的功底、他的修养、他的节奏,他的本性,等等等等,都是和原本的作者不一样的。

 

我谈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说一件事——我们现在中国书画的鉴定,还是非常非常的原始。就是用眼睛来看透这根线条,叫做“目测”,然后用我几十年来的经验,用我的“心”来加以检验、判断,这件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搞书画收藏、鉴定,重中之重,五个能力里面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眼力。

 

我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专门贩卖古董的人,给我送来一方后汉的魏关中侯金印。这方印是两个故宫都没有的,台北故宫也没有,北京故宫也没有。

 

他把这方印拿到我家里,当时我还在画院工作,他问我:“韩先生,我有一方印你要不要?”我一看,好东西啊,但是我一想不对。因为这种东西应该属于地下出土文物,不是传世的。这如果是出土文物的话,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我如果买下来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跟他说“这件东西我不敢买,你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我买了可能不太妥当。如果是假的我倒是可以买。”

 

他说:“这个我请两个大的博物馆都看过了,他们说是假的。”我说“好啊,那你让博物馆给你开个证明吧!证明这方印是假的。”

 

最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证明开来了,博物馆方面写“这方印经我们鉴定是假的”,那么我讲假的我就要了。那是9394年的事情,当时跟我要15千美金,我就给了他15千美金。但是我也捐给国家了,所以敢和大家说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两个博物馆都鉴定是假的,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买一件假货花15千美金(就糟糕了)。因为在90年代15千美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也可见眼力的重要性。

 

第二个例子是86年,我在广州的集雅斋,举办我个人的一个书画展。集雅斋在广州还是一个很大的文物(经营)公司。我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翻看它们的柜台,看到两方吴昌硕刻的大印章。经理跟我关系蛮好的,他就跟我说“假的,日本的梅舒适、小林斗盦都看过,都说是假的。”我一看这么好一对图章,怎么会是假的呢?

 

一看边款,原来这一年吴昌硕正好是三十岁,所以他们是拿吴昌硕成熟时期的风格去套他三十岁时所刻的印(这才判断是假的)。实际上他(吴昌硕)在三十岁的时候还是在学徐三庚,所以(风格不同)。那么我说,这方假印我要了。三千块,买了这么大一对吴昌硕的对章,当然,这个对章我也已经捐给我们的美术馆了。

 

去年的春天,北京嘉德公司拍卖一批非常珍贵的印谱。其中有两本,叫“承清馆印谱”,是明代的。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是中国文人刻印第一次被汇集在一起的一本综合性的印谱,今年正好是这本印谱出版四百年。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也去北京去把它拿下来。

 

 

就是同一年,只差两个月,日本也有拍卖的图录寄给我,也看到一部《承清馆印谱》,而且是这一年北京嘉德拍卖的这两本“承清馆印谱”的祖本,更珍贵。我就叫我儿子说你去日本跑一次,把这个印谱拿下来,因为我要搞研究。

 

结果日本人不太懂这些东西,嘉德的那一次拍到了105万多,日本那边的印谱,我才花了三万多人民币,就买了下来,而且是嘉德印谱的母本,非常非常珍贵。

 

所以没有眼力就不足以言真,花便宜的价格买假东西没有必要,花很大的价钱去买东西,那就更不划算。现在我们一些玩收藏的人花几千万上亿去买一件东西,买完之后大家就争辩。一支队伍说是假的,一支队伍说是真的,实际上真假还是讲不清楚的。刚刚也讲了,我从来不愿意介入这种争论,一旦投入这种争论,你要至少准备半年不要干事,要跟他们辩论去。

 

所以说收藏的第一种能力,就是眼力,眼力是学问,是知识,是重中之重。

 

第二种能力,是财力。如果讲没有眼力,不足以言真的话,那么没有财力就不足以言精。好东西都是贵的。当然我最近看一些收藏家发表言论,认为现在已经没有漏可捡了,我觉得不是。只要有艺术品的交易,只要有艺术品的交流,“漏”,永远是存在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缘分。“漏”,总是有的。

 

就像我刚才讲,同样“承清馆”的印谱,嘉德那个花了一百多万,在日本买的那个才花了三万多。当然这是正常的,捡漏的前提首先是真的。

 

好东西总是贵的,福州的情况我不知道,上海近几年,星期天跳蚤市场上还有两千年前汉代的坛坛罐罐,几百块可以能买到一个。不是假的,真的。但正因为它太一般了,没有什么艺术特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年份,几百块也可以买到。

 

但是如果这些坛坛罐罐,上面是有图案的,甚至于有文字的,或者还有年号的,有精美的装饰的。那么对不起,你没有几十万,甚至于更贵的价格,你就别想拿下。所以没有财力,是不足以买精的,是买不到真正一等一流的好东西。

 

过去在民国时期,上海一位大收藏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庞莱臣,号虚斋,他的东西今天有些是散在故宫,有些是散在天津,有些是散在我们上海。他当时的优势就是有钱,当然后来他的眼力也不错。他用了几个专家,在他家里专门给他“掌眼”,所以他收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非常“精”的。像我们刚才PPT里图片有一张南宋马麟的画——马麟就是有名的大画家“马一角”的儿子——这幅画也是庞虚斋的旧藏。

 

虽然说没有财力就不足以言精,但是我因为从小喜欢,往往也能收到一些精品。不是因为有钱,而是我往往捡漏。

 

一种,是从差里挑精,东西的价位很低,别人认为很差,我倒认为其实是很精的东西。比如说也是九十年代,我有个学生拿来一方六公分大的,齐白石刻的“百梅楼”。他讲:“老师,人家有一方图章要卖掉,上海的其他几个名家都看过,都讲是假的,你要不要看一看?”那我就去看,这一看,开门见山,真的。当然这家人也不太注意,就是放在家里,烧的滚烫的锅子就拿它当做垫石。所以那个青田石上有一块已经是乌黑的。

 

你想,这么大一块齐白石的印章,在九十年代也都要三十万左右。我说我要,他讲他要五千块,好,我就给他五千块。然后我再去找古籍,结果找到了。还有一方,和这方是一对,是他刻给民国初期的财政部次长,叫凌直之的人。这个凌直之也喜欢画梅花,他的斋室就叫“百梅楼”。

 

第二个情况,是可以从假的里面挑真的。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好的犀牛角杯,大家看不懂,说是牛角杯。沉香里最好的棋楠做的杯子,人家看不懂,也当做一般的木头杯子。实际上棋楠的价格,比犀牛角杯还要贵若干倍。

 

最近几年艺术品市场已经有点下行,但是我记得大前年我去莆田——现在莆田是中国的沉香集散地——我有个朋友跟我讲,韩老师最近有个老板到我们莆田来买了十八粒的棋楠手串——棋楠是沉香里的极品——十八粒小珠子花了五百万。当时棋楠的价格是十万一克,而黄金的价格是三百块一克。所以,你眼光不好,它就是一般的木头,你眼光好,少花钱也能买到极品。

 

第三种情况,你可以花小钱,去买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今年春天,《文化生活报》的封面上刊了一件明代吴彬的一张《八仙图》,上面有“乾隆御览之宝”,是乾隆收藏过的。这个吴彬我们了解,是我们福建的骄傲。中国古代书画里,拍卖第一个创造突破亿元纪录的,就是这个明代晚期画家吴彬的作品,就是那么厉害的人。

 

前几年,他的一张画在日本出现,我就叫儿子:“你去跑一趟,给我拿下来。这件好东西他们看不懂的。”最后这张画,曾出现在《文化生活报》的封面。正因为人家都看不懂,所以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非常精的东西。

 

当然,我可以和诸位讲,我从小到大买这些东西是只进不出,没有卖出过一件。前五年,我把自己收藏里的一千多件都捐给了国家。但是呀,喜欢的东西,就是个“鸦片”,会生瘾、会成癖,习性难改。到今天,我还在玩。

 

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用我自己的“土产”去换我自己喜欢的。去年也是有个拍卖行,要拍齐白石的工笔,一件工笔的虫草小品,也是画在民国初年,而且是画在过去的一种很粗砺的夏布上,也就是麻布。据我知道,这种材质的画齐白石一辈子就画过几张,有一张是北京画院收藏,因为齐白石当过北京画院的院长。

 

我看到了以后就叫一个学生,我说:“你帮我去跑一趟,这件东西给我去拍回来。”结果当时场上一连串价格叫到了很高,并且旁边在叫价的是他的一个朋友。价格叫的高了,他就很难为情,认为两个人是朋友,这样顶着干干什么呢?于是就放弃了。

 

我后来问他,他说:“老师啊,一是价位太高了,二是难为情。”那么我说那就算了。过了一个月,我到杭州去,就碰到我学生这一个朋友,我学生就跟这个企业家讲:“你知道吗?上次那张画就是我老师要的,不是我要和你抢的。”那个企业家赶紧说:“那实在对不起,韩先生您把它带回去。”我说:“不可以。”

他说:“真的,我怎么可以和您抢呢?”

我说:“那这样,我付给你钱吧!”

他说:“我不要您的钱。”

我就说:“那么我刻方印给你吧!”

他说:“我……印也没什么用,我就是喜欢您画的墨彩荷花。”

 

那么我就说好,然后就送了他一幅墨彩荷花。在我收藏的历史上,用自己的土产——就是自己的创作,换来的东西也蛮多的。最早是八十年代有个老先生,叫朱子鹤。他到画院里来看我,神秘兮兮地拿了一方吴昌硕的图章出来。他是老一辈的画家,比我大概要长个四十岁,那个时候他已经要八十了。

 

他说:“我有一方吴昌硕的图章,你喜欢吗?”我一看说:“喜欢啊。”他说:“那这样,你给我刻两方印,我就把这枚吴昌硕的图章送给你好了。”我想那当然好了,就刻了。当然,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我说收藏里面,没有财力不足以言精。但是钱不够的时候,眼力可以来补,你譬如我的收藏里,很多精的东西不是像那些大老板,一扔几千万进来的。我的钱与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有眼力,还是可以收到喜欢的、珍贵的东西。

 

收藏的第三种能力,我认为是魄力。平时买东西,一件东西放在你面前,人家说五万。我说好,就给他。我还做过这样的“傻事”——这样东西对方说好,叫五万,我看确实好,就说这样吧,我给你六万。对方当然很开心了。为什么要多给他一万?这是有道理的,他下次有好东西,直接想到,韩天衡这个人有好东西他是肯出价的,他就把东西拿到你这里来了。

 

你们想呀,有些人习惯了砍价,对方叫三万就要讲到两万,对方叫两万就一定要讲到一万。就是和对方不停的讨价还价,费了好大的气力把价格讲下来,省了一点小钱。可是次数多了,对方就想你这个人是不肯出价格的,有好东西,他就不会拿到你这里来。

 

这种事情历史上很多,为什么有些收藏家好东西很多,就是因为他们大方。是好东西他们不跟人砍价,所以好东西都到他们家里了。要是碰上一个砍价的财主,那么对不起,这些人就会拿了到处卖不掉的东西,甚至是假的东西到你这里来。你不是爱砍价吗?我喊十万,你砍到三、四万,你还很得意,实际上卖给你的人更得意。为什么呢?假的。

 

我记得在文革后期,有一个朋友叫我鉴定他家里的画。一个大的橱子,横过来放满了,至少有两百件。从第一张开始看,没有看到一张是真的,看得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最后看得差不多了,在大橱的最下面总算看到一件四条屏,任伯年的,是真的。我心里想这老兄祖上肯定是不肯出钱的主,所以人家都拿假的过来卖给他。当然,现在出了大钱,却买了一房子假货的也不少。

 

我们讲艺术品的收藏要有魄力,里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个大企业家,2001年,他一年就做到十个亿。有一次他对我说:“韩老师,我想去北京拍点东西,您帮我去掌掌眼。”那天巧,在瀚海,正好还碰到启功先生。他说:“天衡啊,你怎么来啦?”我说:“朋友请我看个东西,我就来了。”

 

那天这个朋友看中的是一件陆俨少的东西,说:“我想要。”我说:“这件你不能要,是假的。”看了一圈之后,我说:“这件我建议你要,是明代大画家陈老莲的。这是国宝级的,你拿这件那绝对是值的。”正好那天的拍卖师也是我的学生,我就问他,什么价位可以拿?他回答说:“两百十万(210万)就可以拿。”我就告诉了那位朋友。

 

结果拍卖完了,我问他:“你拿到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叫到两百,人家叫到两百十,你跟我说不是就两百十吗?”我说:“可惜了,这是国宝级的东西啊!”就差了那么一口,十万块钱。

 

第二年,这件东西又拿出来拍——大家知道,收藏有两种,一类是真正的收藏家,一类是以投资为目的的收藏,(这种收藏)它是要(把藏品)拿出来不断去市场上滚的——这件东西2002年就在嘉德又出现了。我那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说:“韩老师啊,我真的很懊悔。去年这个册页今年又出现了,今年卖了450万。”一年,从210万到450万了。

 

2005年,这套东西又出来了。当时我退休以后,对外面这个东西也不太关注,时间都花在搞研究、搞创作、搞写作上。他又来电话了,说:“韩老师啊,我懊悔死了呀。”我说:“怎么啦?”他说:“这件册页今年又出来了呀,你知这次卖了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2860万。”

 

我就跟他讲:“你要想开呀,你是真的玩收藏,人家是做买卖,要不断地倒,要赚钱的。如果01年你两百十万拿下来,你不拿出去卖,你怎么知道这件东西能卖2860万呢?这都是缘分,你不要去难为自己。”这个企业家和我关系还是蛮好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刺激还是蛮大的。所以后来他就去海外,搜集那些毕加索呀、雷诺阿啊,这些油画里的世界名画去了。

 

所以说玩艺术品,在必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是显得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第四个重要的能力,是毅力。因为艺术品这个东西,你想要,人家不一定就给你,而这样的事也非常多。我们讲一段小的故事,日本有一个收藏家,他收藏了一方吴昌硕有铭文的砚台。吴昌硕一生铭砚台呢,不是太多,但当时他有一个朋友,就在上海边上有一个小的城市叫常熟,吴昌硕诗自己写的蛮好,但是吴昌硕年轻的时候他的很多诗,多是请常熟的这个沈公周修改的,也有(沈公周)代刀的情况,所以(两个人之间)感情非常深。这个沈公周就是喜欢玩砚台,吴昌硕前后铭的,包括刻的砚台大概有150多方。

 

1917年,沈公周一死,日本人厉害,马上就找到了他的家人,把沈公周所有的砚台全部买下来,带到日本去。

 

150多方啊,这个日本人厉害吧。沈公周唯一一方没有被拿走的砚台是为什么呢?因为沈公周属马,所以他死的时候,(家里)就拿了一方有吴昌硕刻铭,上面雕了一只马的砚台一起陪葬,所以就没有被日本人买走。当然这件事过了近百年了,买去的是一个日本有名的画家叫做桥本关雪,现在那当然也陆续陆续散出来了。

 

东京有一个收藏家手里有一方,有出版过,我知道。我就叫我的学生,在三年当中陪我到他家里去了五次。

 

他也是一个教授,他就讲:“韩先生您出的价钱到位,但是我还不想卖。”三年当中,我到他家去了五次。

 

直到第六次,他打了个电话给我的那个学生说:“你请韩先生来,我的砚台准备给他了。”他讲最近有几个上海的,做买卖的,出的价钱比韩先生要高得多。但是他讲:“我感到韩先生因为不是做买卖的,他是自己玩,是真正的收藏,所以这砚台还是叫韩先生拿去。”

 

(我)很感动的,好了,第六次我就叫我的学生带着钱到他家里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现在西泠印社好几次拍吴昌硕的砚台,也都要45百万一方,而且我当时收的那一方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坑口,是属于大西洞的,砚石本身就是非常名贵的。所以你看一个砚台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说明收藏确实是要有毅力的。

 

至于你讲第四种能力,毅力,讲大的,那我们大家人人皆知,就是张伯驹先生收藏溥心畲的《平复贴》。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个有钱,一个不卖。张伯驹是有心人,你溥心畲家人办喜事他给一万银元。你溥心畲家里有愁心事了,给几万银元。张伯驹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件东西,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张伯驹)是看中我(溥心畲)这件东西。

 

直到日本人占领北平,日本人想要掠夺这件东西。溥心畲尽管是满族人,他也知道,如果我这件东西留到日本人手里,我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国家。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他就和张伯驹讲:“这件东西我给你了。”这就像是烫山芋一样,就往张伯驹那里扔了。

 

张伯驹给了他四万块银元,你看前后花了好多年把这件东西拿到手。但日本人到处在搜这件东西,《平复贴》也就方尺那么大,张伯驹先生把这件东西视若生命,将它缝在棉袄的夹层里面,谁会知道那么一件东西会放在棉袄的夹层里面?逃难逃到哪里,这棉袄穿在身上,实际上这宝贝就在夹层里面。张先生这样的毅力,这样的故事,是千古绝唱!

 

第五种能力,我讲就是叫预判力。毛泽东有句诗叫做“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刚才讲收藏第一条就是眼力。眼力和“眼光”、“眼量”的差别就在于要看得远。你要有一种人家都还没有感觉,你就能够知道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就是我刚才说的预判,或者“眼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这种预判力,你“领先一步”,这“领先一步”如果用到田径场上去的话,我们是很有体会的。刘翔跑110米跨栏,比人家快了0.01秒他就是冠军。那个慢0.01秒的,我们在座的谁记得住是谁吗?记不住的。就是快那么0.01秒,我们记住的就是刘翔。“领先一步”不简单,也不容易。

 

搞艺术品收藏,预判力的“领先一步”,很重要。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初,吴昌硕的对联是4块钱到6块钱一副,也就是现在一副大饼油条的价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寿山是宝地出田黄的。当时80g上下的田黄是15块到30块。

 

我们上海有个老先生,因为“三反五反”的时候,资本家被打掉了一大批,他那时就是合法户,而且喜欢买田黄。那时好多资本家被罚款、要补税,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拿家里那些个文物,包括那些田黄都去卖给文物商店。

 

因为他有钱么,所以看到好的田黄就买,前后大概买了400多块好的田黄。文革抄家是博物馆派人去抄,因为博物馆知道他手里有好东西。文革结束了,党有政策,抄家的物资必须要发还。博物馆就看中了一方极少极少见到的一块好的田黄冻极品。就和他商量你这方东西能不能留给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给你1000块的奖金。

 

大家别笑啊,七八十年代,7980年代这一段的时候,那1000块钱是可以买一栋房子的。现在看到1000块钱,买一双名牌的鞋子,一只都买不到。

 

他来找我问:“韩院长,他们一定要我这块田黄,不给吧,我就怕下次对我有什么问题。”我说:“这个顾虑不要有,党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凡是文革抄家物资,必须要发还。当然博物馆看中你(的田黄),你看如果你愿意捐,那么他给你1000块钱;如果你现在不想捐也可以委婉的跟他解释,我自己还要玩的,等我以后不玩了我再捐给你。”

 

他就按照我的说辞去找博物馆,结果博物馆也因为有政策,就只能让他把这块好的田黄拿回去。当然后来,这位老先生94岁去世,这批田黄到哪里去,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领先一步”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寿山(80年代)出了好几种珍贵的石种,也是这个情况。

 

我记得86年,我们这里出了一种叫荔枝冻(编者按:即今天的荔枝洞石),也叫荔枝醉。86年开始开产,谁知道这个坑口太小,到89年就绝产了。但是在86年到89年这一段上,3公分见方、12公分长这种标准的荔枝洞,500块一方。

 

当时正好是海峡两岸可以往来了,这时候台湾比我们富,台湾海峡一过来就是我们福州。玩石头的一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荔枝醉,所以荔枝醉中较好的品类,大概百分之七十都是给台湾人买走的。

 

后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蒸蒸日上,到零几年,这个(发展)差距太大了,所以很多台湾买到这个荔枝醉的人就反而回流到我们大陆。

 

我记得大概2005年左右,他们卖给我的价格是在5万上下。你们看,没经过多少时间,500一方就变成5万一方了。后来到2012年、2013年,这个荔枝冻如果是带巧色的话,都要买到200万到300万了。我前两天问个寿山的朋友,现在一是见不到,二是确实是有这个价位的都已经卖出去了。我讲这些都是要“领先一步”,要有点预判力的实例。

 

我讲的这五种能力——当然我不一定归纳得正确——没有眼力不足以言真;第二你没有财力,不足以讲“精”;第三个你没有魄力,那往往就会有交臂之失,一辈子懊悔;没有毅力,你不可能对这件东西坚持地追下去,你只有不断坚持地去努力,那总有一天它瓜熟蒂落、功德圆满,就像《平复贴》到了张伯驹先生手上一样;第五个就是要有预判力。我们这有一些老干部,也有一些喜欢艺术品的,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买了一大批的书画印及文物,现在对他们的后代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所以我想呢,我们玩书画印的,我们讲鉴定、讲收藏,那么这五种能力我认为是必须具备的。

 

那么当然,有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谁的画可以收藏、谁的字可以收藏?我跟他们讲,审美是有差异的,各人的爱好也会不一样——当然艺术是有标准的——这个我不能跟你落实到“人”呀,为什么呢?我讲某某人的可以收藏,他想那是韩天衡在里面拿回扣的;我讲某某人的画你不要收藏,他想那你可能是和他有仇吧。

 

所以我想有三条标准可以和朋友们分享,第一条标准,不论是字也好、画也好、印也好,你要看,这个人的作品是不是具备强烈、独特、出新的个人风格。既区别于古人,又区别于他人,更区别于外国人。不要去看名字落款,一看就知道谁的。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这是我认为可以收藏的条件之一。

 

第二条,就是这个人的作品,书、画、印,除了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是不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东西第一眼看上去让你觉得很震撼,但你走近再看了5分钟、10分钟,你就会感觉里面很空,没有东西。什么叫“东西”?这个“东西”两个字我能归纳为四个字——诗心文胆。就是他自身风格的后面,有没有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再怎样风格的强烈,就像放炮仗一样的,“砰”的吓你一跳,接下来什么都没了。要经得起回味,经得起咀嚼。就像孔夫子讲的听韶乐,听过之后叫人能够“三月而不知肉味”。

 

第三条,也很重要,就是山鸡爱惜羽毛,要了解这个作者的这个东西是多,还是少。艺术品,本来是物以稀为贵。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明代,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还有就是仇十洲。这其中最具有对比意义的即使文徵明和唐寅,唐伯虎。

 

这两个人都是1470年生的,但是唐伯虎就活了55岁,而文徵明活了90岁,也就是讲他的创作期要比唐寅多35年。而且文徵明当时名声大,生意好,他来不及写、来不及画,还要有学生和儿子代笔。当然就本身这两个人来讲,艺术水平都是一等一流的,不分高下的。

 

从书法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文徵明绝对是在唐寅之上。但是在今天,因为唐寅的作品(数目)不到文徵明的十分之一——我们现在好在拍卖行都能看到行情——唐寅的一件作品的价格往往都是文徵明的十倍。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个艺术家,他的数量跟他画的价格,往往是成反比。还有一个,他画的总量,和他的存世量的多少,恰恰又是成正比。这是很值得琢磨和玩味的一件事情。

 

我经常跟很多收藏的企业家讲,你们不要跟风,你们不要以耳代目。第一条强烈的个人风格、第二条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三条少而精,这三条是缺一不可,是不可分割的。

 

这其中,“少”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经常开玩笑跟他们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有些朋友跟我说是钻戒,也有人讲房产,也有人讲古董,实际上都不是。

 

我记得我9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空气。我半天不喝水,一天不吃饭没问题,可你三分钟不呼吸你试试看。在座哪一位三分钟不呼吸试试看——当然我是不敢叫你们试的。但是为什么那么珍贵的空气不要钱买呢?因为还多啊。

 

今天我们那么怕空气污染,真的有一天空气都污染了的话,那么清洁空气的价格绝对要比矿泉水贵得多。所以艺术品的收藏,什么人好收什么人不好收,我讲我不能落实到个人。但是这三条,我想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谢谢大家。

 

2017.6.10 下午

于福建博物院演讲厅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别署百乐斋、味闲草堂、三百芙蓉斋。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出版有《中国篆刻大辞典》(主编)、《韩天衡画集》等专著逾百部。上海中国画院顾问(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

(本文根据福建博物院《书画印鉴藏漫谈》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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