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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滨老乐的博客

 
 
 

日志

 
 

我的父亲张颔  

2017-07-31 11:42:50|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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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颔

原创 2017-07-24 张崇宁 映像 

 

今年一月,集文博、考古、古钱币、古文字、书法等大师于一身的张颔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本文作者张崇宁是张颔先生的儿子,他用深情的笔触叙述了张老生前的丝丝缕缕,牵引起人们的无限追思。

 

 

鸡年伊始,几位全国知名的大学者相继驾鹤西归,父亲张颔便是其中之一。

 

118日下午,父亲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心力溘然长逝,离开了他的亲人去追寻他所向往的远古的世界。他曾自信地说过:“在那个时代里我能找到工作”。

 

22日这一天,我们把养育我们而付出一生精力的父母合并一处,安葬于太原西郊的天龙山脚下。这里山岚掩映,柏翠松苍,东可以眺望汾河,而南部不远就是名闻遐迩的名胜古迹——晋祠。

 

他所长眠的这块土地,也是他曾工作过的地方,古晋阳,这块苍老的北方大地记载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同时也记载了父亲的足迹。

 

对于父亲的成就别人多有描述,本文只想更贴近他的生活,记述一些往事,以谢关心父亲的读者朋友。

 

1

 

说到父亲张颔,我常称“家严颔公”,所谓“严父慈母”,但实际上父亲往往慈多于严,反倒是母亲较严厉。

 

当然父亲在看待文章上是很严的,一丝不苟,但是严而不厉,在生活方面则是随遇而安,吃饭口味偏重些,不喜欢吃菜,喜欢喝酒,下酒菜也不过豆腐干几块,或花生豆一碟而已,还常用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的话说:“多乎哉,不多也”  。

 

母亲找医生,实指望让医生帮着劝他戒酒,但医生反而说,少喝点无妨。他曾同朋友们说:“啥时候酒要跟自来水一样才好,拧开水龙头就能流出酒来,那叫自来酒”。要说爱喝酒也不是个坏习惯,他写诗作文常借助酒力,手握酒杯在地上来回踱步,沉思不语,老家人管这叫“咬指头烧酒”,他在侯马整理编著盟书时尤其如此。

 

曾有客人从太原到侯马看他,可能是一路口渴,急需喝水,一进门见桌上有杯子,端起就喝,瞬时呛得面红耳赤,咳喘不止,这是拿酒当水喝了,喝得又太猛了些,呛了不说,还喷了一地,父亲说:“我还以为你看见酒比我还着急,也不问,给我可惜的,要不给你也来一杯?”可见老人家常常如此“干喝”。反正,他这喝酒的习惯也算出了名了,虽然不能与“李白斗酒诗百篇”相比,却也有人赞叹道,先生是:“把酒才思出,文成鬼神泣,何等地潇洒”。   

 

2

 

侯马这地方是个县级市,在山西来说地方不算大,但在春秋时期,它却是晋国的都城——“新田”,在这片土地下面,遍布古代遗迹,其中尤以晋国遗迹为多,毕竟曾是都城所在地。其时的晋国霸业虽然逐渐萧条,但在几个卿大夫的支撑之下仍然余威未尽,那时的晋国社会矛盾主要是卿大夫之间争斗厮杀,实乃“政出多门”所致。

 

晋国的赵氏世卿赵鞅为“卫贡五百家”之事与占据邯郸的同族发生了激烈斗争,为打击邯郸赵氏,巩固实力,赵鞅(简子)与他的家臣订立盟约,著名的“侯马盟书”就是在这时产生的。此时赵鞅在晋阳已经有了可以守护的据点和屏障,《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意思是赵简子派尹铎负责建筑晋阳城,尹铎问,建这个城是要用作商贸呢还是要用作军事壁垒呢?简子说,用作军事。这是晋阳城建立最早的记载。在发生赵氏宗族内部斗争中,邯郸赵氏联合其他晋卿范氏、中行氏攻入绛地,赵简子因抵挡不住而逃到晋阳,《春秋》记载:“赵鞅以晋阳叛”。1965年在侯马发掘出土的被后来定名为“盟书”的一批文物,正好补充了晋国这段纷乱复杂的历史。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就对位于太原的晋阳古城进行过实地勘察,并发表了《晋阳古城勘察记》,当时“盟书”还没有被发现,但是侯马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展开,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在发掘侯马的同时父亲把目光又投到了太原,这在他的《晋阳古城勘察记》里已经提到。

 

古晋阳城是我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一座城市,它的遗址在今天的太原市西南郊的原晋阳县,历代有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过。它从春秋时期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尹铎或为同一人)筑城开始,后来智、韩、魏三家连兵围攻赵襄子(其时简子已死)并引水灌晋阳,之后,韩、魏两族被赵襄子策反而反攻智氏,晋国的智、韩、魏、赵四家的战争历时一年多,最后智氏被灭。从此晋国世卿就只剩韩、赵、魏三族了,这就为以后的这三族瓜分晋国奠定了基础。而这场决定赵氏家族命运的战争就发生在晋阳。

 

父亲说:“过去对晋阳古城只有历史记载和一般传说,没有做过勘察,为了配合侯马晋国新田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必须对山西省范围内有关东周时期的古城遗址作系统的勘察”。当年在这里进行的野外调查收获是肯定的,不仅找到了晋阳古城的位置,而且廓清了它的面积范围,这样,不仅在历史的记载上,还是在实际存在上,侯马新田古都,晋阳古城,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当今世人面前,如同让我们触摸到一位沧桑老人的面颊。

 

补一段题外话,以现在的交通状况来看,晋源区距离父亲所在机关也不过二十公里左右,公路畅达,半个小时也用不了就到了,但在当时不可能,父亲用了一部机关的汽车,记得是美国吉普,车不大,连司机四个人就显得拥挤,(现在竟然有人还记得这部车是美国威利斯吉普,它的牌号:0400633

 

一天父亲偶一高兴把我也带上了,当时我大约六岁,还没上学,他还另外带了一部相机(德国的康泰克斯相机)和一个红色的小保温水壶。

 

通往晋祠的公路景色很美,路不宽,两侧树阴绵延,农田宽广,常年待在城里,初出郊外心情自然也开朗了。

 

到了目的地,一处地势呈缓坡的山脚下,地面上散布着大小卵石,车停下来,他们去调查,我和司机等候,年纪小,不考虑他们怎么辛苦,自己只知道玩,玩的过程中不由得把父亲带来的水慢慢喝完了,那水壶太小了,是玻璃胆瓶的,装不了多少水,也就经不住喝。等他们回来,口渴难耐的父亲打开壶盖却发现空了,于是把我训斥了一顿:“你不知道我离不了水?啊?”等等,等等,还有啥就记不得了,回到家父亲气犹未平,告我妈说:把我的水全喝完,一口都不给剩。那时我才懂得水对他是多么重要。

 

1974年高中毕业,机关有车要去侯马,我搭便车看望正在那里编著《侯马盟书》的父亲。

 

侯马工作站是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派出的一个工作点,1952年建立,就是因为侯马这座城市建在了东周时期的古遗址上。

 

早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就说:“景公迁新田在今曲沃县”,乾隆年间在曲沃作知县的张坊进一步提出,“新田当在侯马镇一带”,他们的说辞由于得不到实物的佐证,也仅仅是停留在史料记载上,仅限于各家的认识而已。

 

1952年,山西的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对这里进行考古调查,初步发现了这一带蕴藏着大量陶片、灰坑、手工业作坊遗址、尤其是发现有铜器铸造、钱币铸造、烧制陶器的陶窑以及骨器制造遗迹,最初的收获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资料的重要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59年,文化部文物局调派全国多个省份的考古工作者来到侯马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当时父亲任考古队队长。1965年又发现了“盟书”,转年,由于“文革”的干扰,这里的工作基本处在停顿状态。

 

1974年父亲部分恢复自由,再次来到侯马,整理编撰《侯马盟书》,那年我中学毕业在家无事,搭机关的便车来到这里,那时还不懂考古,所谓“盟书”也只是知道名词而已,至于那段历史,由于常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多少也有点肤浅的印象,只是看看工作站以及周边的环境,晚饭后随父亲散步,来到了一条水流不大的河边,父亲说:“这就是浍河,晋国人原来的都城在一个叫‘绛’的地方,后来迁到现在的侯马,其中因为这里有浍河,就成了迁都到这里的理由之一”。我说,“那时候这条河水的流量一定很丰沛”,父亲说:“应该是”。

 

工作以后频繁地接触这一段的历史,这段《左传·成公六年》的记载几乎可以背下来了:“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之后父子俩又散步到一个名叫“垤上”的村子并从这里穿村而过,父亲又说:“这里是彭真的老家,他的母亲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当地政府对老人非常照顾,有一次老太太得了病,腹部鼓胀,医生说,如果能排了气(俗语称放屁,斯文点说叫出虚恭)就好了,后来在医生的照料下,气拍出来了,于是村子里敲锣打鼓庆贺,高喊“老太太放屁啦!”高兴无比。

 

可是“文革”开始了,由于彭真是被打倒的对象,年迈的老太太哪能受得起这么激烈冲击呀……。毛主席曾说,咱们这些人,在外革命多年,谁也顾不上自己的家庭,我们的老人都没有了,现在就剩下彭真同志还有个老母亲,我们可是要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对待哟……”我边走边听,一路无话,回到站里时天已经黑了。

 

3

 

1995年,我随父亲去山东长岛开中国古文字研讨会,那时没有直达烟台的火车,需在济南换车,我知道济南的景色非同一般,在大明湖历下亭有一副对联,说济南府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父更以博闻强记而出名,好多古典小说熟记在心,一到济南就背诵了一段刘鹗的《老残游记》:“老残动身上车,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

 

白天父子两人游历了千佛山,我们上到了山顶,在上山途中遇到一位下山老者,从衣着上看,似乎是一位在军中供职的老干部,他看到父亲年长,说了一句:别上啦,太高上不去。其实我也担心他腿脚不行,七十多岁了,于是说:怎么样,不行咱就下?碰巧父亲那天兴致高,坚持要上,上到了山顶,还照了相,现在这些照片很难找到了。山上景点较多,经过齐烟九点坊,我不知其意,家父顺口就说是唐朝诗人李贺的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所说九点是指卧牛山、华山、鹊山、标山等多处山色如烟之景。

 

下午,又游历了大明湖,那日适逢八月十五,傍晚随父亲买了些酒肉来到湖畔,准备在湖边赏月过中秋,但湖边都被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占据,无奈,我们强挤到一处长廊下,他们见我俩摆开酒食,没有马上走的打算,也就一个个自动离去,父亲说“这叫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山东是古代齐国,正是姜太公的地盘,而我们则是晋国人,齐晋两国在春秋时均当过霸主,晋文公称霸时齐国霸业渐衰,今天我们打着姜太公的旗号称霸到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去烟台,由蓬莱乘船抵长岛,那是我第一次到山东。

 

4

 

父亲享年九十八,无疑是高寿,这或许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父亲当过领导,在那个年月里在劫难逃,那时的领导无一例外都要被“打倒”。所谓“打倒”首先是免除职务,也不是发公文免除,群众组织起来了,先贴“大字报”,继而让他们站在台子上接受“批斗”,有人站旁边读大字报内容,其中还要带领大家呼喊“口号”,这“口号”可不同于劳动号子,喊的内容首先是“打倒”某某人。除了喊,还要写在纸上,一张纸一个字,这纸要多大,相当于两张报纸拼起来那么大。机关里,马路上,到处都是。

 

现在想起来也感到奇怪,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打倒”的总是三个人,中央被“打倒”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山西省“打倒”的是卫恒、王谦、王大任,也是三个,具体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打倒”的还是三个,刘静山、张颔、高寿田,“打倒”他们三人的大标语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毕竟是纸,时间一长不是风刮掉就是雨打湿,保存不住,有一次遇上刮风,首先是把“打倒”两字刮掉了,后来又把高寿田的田字也刮掉了,最后把刘静山的名字也刮掉了,就剩下“张颔高寿”四个字在墙上保存了好长时间。父亲高寿莫非拜文革所赐?说来让人失笑。

 

那时,父亲住在单位里不得回家,行动受到限制,上厕所都要先请示。在那些“革命群众”当中也免不了有几个心慈手软的,父亲后来讲,有一位看管他的年轻人私下对他说,在批斗会上我站你旁边,你要听我的,我让你低头弯腰,你就低头弯腰,我让你站直你就站直,要不一两个钟头九十度的弯腰谁也受不了,我告你的时候可不是轻声细语,而是厉声呵斥,你心里清楚就行,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此还铭记在心。

 

1986年,省文物局书记庞汉杰同志忽然病故,局机关向省文物系统发讣告,当年雁北地区文管所负责人张长耕在北京,消息从雁北传到北京,这病故的人不知是何原因,就由庞汉杰变成了张颔,于是乎在京的文物单位包括北大考古系等纷纷向省考古所发来唁电表示哀悼,据说省考古所接到唁电后接一份烧一份,不敢告诉父亲,后来我才听说此事并告知了父亲,父亲问,还有没有留下的没烧的?我说此事过去好长时间了,肯定没有留下的,我常在单位都没见上,当时父亲很关注此事,很想有一份幸存未烧的,又多方打听,别人说,要这干啥?父亲说:我想看看么,有谁能活着的时候看到这呢,后来父亲为此作诗一首:

 

“谢生前友好诗并序:今夏庞汉杰同志逝世后而误传为余,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以致同仁友好唁电纷纭,当时执事同志对余严为保密,将唁文悼词暗地焚毁,时至十二月余赴大同主持省考古学会第二届年会之际始知端倪,此真生平一大乐事也:

 

今夏六月初,   吾身忽病故。

噩耗传京华,   同友惊失度。

千里致哀思,   唁文杂丧赙。

生前友好情,   足以慰朝暮。

他年颔再死,   无复劳书讣。

 

寿命的问题虽然是一个由不得自己的问题,但却是一个离不了的话题。

 

作家韩石山先生为父亲写传记,2010年由省文物局等几个单位为《张颔传》的面世举办过一次研讨会,会上还给父亲安排了讲话的时间,记得父亲在会上说了写传的事:“关于写个人传的事情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当时《晋阳学刊》的负责人高增德先生来家里,要求我写自己的情况,说是传略还是简历,这我都不想写,一是因为“文革”中要我写的简历太多了,说起来就发愁;至于说写传略,自己就更不好说了,往好的说吧,有自吹的嫌疑;往坏说吧,也心有不甘。让别人写吧,高先生说,有规定,活人都是自己写,死了的由别人写。我说那就等我死了再写吧。高先生也无奈,只好走了。可是等了几年,见我还不死,他们等不得了,于是派了个年轻人对我进行采访,后来写成《张颔传略》发表在《晋阳学刊》上,这个写《传略》的年轻人就是在座的降大任先生,如今他也成了名噪当今的老学究了”。

 

5

 

父亲过去常出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赠与父亲一把小手镐,说是一位德国学者送他的,特转送给父亲,那次他从外地回来,手中拿着这把小手镐让我看,告诉了我它的来历,并说要把它换成长柄,我问为什么,他说要把它改成一支手杖,而我之所以问他也正是担心他要借助拐杖走路,而父亲的考虑则是,常出差,野外走路需要一根手杖,看到遗迹还可以刨两下。后来父亲把它送到博物馆的模型工那里,过了些时候模型工王师傅把它送回来,加工得太漂亮了!手柄按照父亲的意愿换成了长柄,白蜡杆做成,直直的没有一丝弯曲,表面用漆片涂刷,金黄色。不用问就能看出父亲非常满意,他长时间地在手中把玩个不停。

 

“文革”中父母亲都失去了自由,关在机关不许回家,一次“革命群众”来抄家,顺手把这件手镐抄走,从此也就失去音信不知下落了。但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我正在医院,机关的一位退休多年的老职工陈哲英打来电话,说这把手镐在他家里,要归还,虽然电话里听他说话语言含混,但我能听出来他在说啥,因为我对此物仍心存记忆。

 

陈哲英现在也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了,一生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在父亲遗体告别会上他来了,远远看他站在吊唁的人群中。他让别人将手镐转交给我,物归原主,镐头锈迹斑斑,手柄漆皮脱落,色泽也由原来的金黄色蜕变成暗红色,唉!四十多年了……虽然它如今失而复得,但珍爱它的人已离开人间,已经看不到它了,真叫人黯然神伤。

 

6

 

近几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连续四五年反复地住医院,尤其是最后这一年,在医院的时间多,在家的时间少。看他一不对劲就往医院送,医生护士都十分惯熟,到了医院直接往病房推,护士早安排了床位,医生护士都感觉父亲性情好,不发脾气。

 

护士们也愿意跟父亲聊,但凡进了父亲的病房总能传出笑声,她们担心父亲话少而转变成痴呆症,一进病房总是问:“张老,你看我是谁?”后几年他话越来越少,我也说不清他是否已经痴呆,但偶尔他说的话又非常清醒,护士再试探他“你看我是谁”,父亲无力地说:“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还要问我?”

 

八九月间一位老书法家到家里去看他,他还能问对方“多大年纪了?”对方说“八十三”,这时父亲忽然说:“一个老汉八十三,顿顿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颗米,一撵撵到轰隆(音)山,轰隆山上一座庙,捣动钟鼓问神道,神道说是该破财,气的老汉咳咳咳。”然后还告诉人家说:“这是小时候我妈教我的”。

 

住院期间他常有些幻觉,让我早已故去的母亲到他跟前来,他要说话。有时候把梦中的事当成现实来说,告我说他“梦见自己会下鸡蛋了,一会一颗,一会一颗,以后咱们家不要买鸡蛋了,你拿去洗一洗,炒着吃,好吃”,我逗他说,“人家好母鸡下蛋也才一天一颗,一般母鸡都难保证一天一颗”,结果他面有愠色说:“但是我能”。所以我始终搞不清他到底糊涂了没有。

 

2017年的大年初一,一早醒来,天还没亮,家里、院里一片宁静,没有往年的爆竹声,更听不到人语声,我没起,似乎又隐约听到父母呼唤起床的声音,怎能不回想小时候过年,天不亮外面总是爆竹连天,每当此时,父亲早已起来,把我们兄弟们叫醒,“看看你们枕头下面”,我们翻起枕头,一个小小红纸包,里面寥寥几枚硬币,“压岁钱”!每年给压岁钱的事就是父亲来操办,虽然不多,但那就是个心境,就是个气氛。

 

母亲顾不上管我们,她总是按照旧风俗,安排全家人的早餐,天亮之前就要把饺子吃上,我们则是关注着自己今年的新衣,全给买新的那是不可能的,母亲操持一大家的生活,过日子俭省,新衣全是她亲手做的。

 

而今年,这个丁酉年,这个鸡年,我六十三岁了,大年初一早晨起来,天还未全亮,感觉阴沉沉的,听不到往年的爆竹声,也听不到人语声,第一次没有父亲在身边的春节,忽然感到泪珠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掉下来,打湿了衣襟。

 

节选自《映像》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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