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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西进士大观  

2018-01-06 17:21:45|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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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山西进士大观

原创 2018-01-04 成葆德 映像PICS

 

秀才,举人,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及第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郎晋身立业的重要途径。有清一代会试112次,山西共考中进士1456人,其中有一个榜眼、三个探花,没有状元。

 

成葆德

1946年生,山西晋城人。1964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阳城县委宣传部工作。1983年后历任中共晋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长治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96年至2006年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

  

清朝科举会试112次,考中进士者26391人,其中山西籍1456人,占全国总数的5.5%。但历史分期状况是不同的,前期(顺治三年到顺治六年)3次会试,实行凭文取中,全国录取1100人,山西考中128人,占11.6%;中期(顺治九年到康熙五十一年)22次会试,实行分区取中,全国录取5190名,山西考中359名,占6.9%;晚期(康熙五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87次会试,实行分省定额取中,全国录取20101人,山西考中971人,占4.5%。个中原因,值得详究。

 

表面上看,早期山西考中进士者多,实际情况是,顺治初年满清并未完全统治中国,许多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参加新朝举办的会试,加之新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读书人,扩大了进士的名额。顺治三年的一次会试,山西考中进士的就有70多人,阳城一县即考中10人,被称为“十凤齐鸣”,至今传为美谈。

 

顺治以后,山西考中的进士人数就下降了,从比例上看,是每况愈下。其中原因,有雍正的一个硃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雍正说这话的时候,晋商已成为一大商帮,纵横北方。发了财的晋商再回乡买地修房,炫耀乡里。这就成为一种导向,使得许多人家早早把孩子送出去当小伙计学贸易。东家掌柜们谁不喜欢聪明伶俐的孩子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几处大院,就是当年晋商炫富的产物。放着经商致富的路不走,谁愿意去做寒窗苦读的穷秀才呢?当时有顺口溜:“从来致富要经商,甲第连云数票行,不见东邻谁氏女,秀才娘子破衣裳。”学贾行商成为山西社会风尚。

 

问题是,与晋商同样辉煌的还有徽商,怎么安徽的进士就多,而且中状元的也多,山西则进士少,而且没有一个状元呢?说到底,还是与当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清朝状元半数出在江苏,其次是浙江、山东、安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南自古就是繁华之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当然中进士、中状元的人就多了。

 

一、文无第一

 

有清一代260多年,山西没有中状元的,只有一个榜眼和三个探花。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状元是皇上“点中”的,榜眼、探花可是货真价实的。山西的一个榜眼是山西朔州人王赓荣,他是光绪二年恩科一甲第二名。山西的三个探花是,闻喜县人乔晋芳,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一甲第三名;太谷县人温忠翰,同治元年壬戌科一甲第三名;稷山县人王文在,同治七年戊辰科一甲第三名。

 

王赓荣从小随祖父、姑父学习,家学深厚,及第后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并被推荐为“才堪大用”,上任后可惜不服水土,染上腹病,乞归故里。

 

乔晋芳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考官、学正等官职,然后方授实职。道光二十九年,45岁时任湖南常德知府。他严禁问卜算卦,端正民风世风,兴办教育,修复堤坝,受到重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军民和太平军激战80天,受到朝廷表彰。后因积劳成疾,辞官回家养病。

 

温忠翰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性格醇厚而谨慎。他走了一条非常顺利的科举之路,由举人而进士,然后入翰林,再然后任湖南学政,后官至湖北按察使。他在温州道台任上,曾聘请英国律师和美国人对簿公堂,是清代使用律师进行诉讼的第一人。他与友人杜石竹以道德相互期许,被山西在京官员称之为二圣人。光绪十二年因病致仕。温擅长文辞,行文酣畅淋漓,情理交融,而且还以善于抚琴著称。

 

王文在与许多一甲进士一样,入翰林,任主考,任学正,然后实授。和王文在同科的状元是洪钧,榜眼是黄自元。洪钧因赛金花而名扬,黄自元因书法而名扬,小说《孽海花》的人物原型就有他们三人。王文在居家以孝顺感人,居官以谦恭感人,处世以平等待人。他乐善好施,赈济贫困,受到当地人民敬颂。

 

这些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并不是仕途坎坷,而是因为英年早逝,都只活了五十多岁。这和许多状元一样,要不因病乞归,要不辞官返乡,早早离开官场。常言道大器晚成,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没有多年历练和资历是不行的,破格提拔很难,但是,事情总有两面,许多官员回乡后大多从事教育和著述,这就促进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

 

二、凤毛麟角

 

进士状元多,说明一个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但话说回来,中了状元,不一定就大有作为、就一定会成为治国理政的人才。一般来说,人才大都出在进士中,但不是每一个进士状元都能成为人才。科举考试考的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技能,考的是“智商”,考不出为官从政的实际经验和能力,考不出“情商”。有的状元(包括进士)进入官场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或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或不思进取,平庸守成;或招权纳贿,损公肥己,或自甘淡泊,绝意仕进。曾经荣耀一时的进士、状元,便慢慢被人们遗忘,有的甚至被人们唾弃。试看清代一百多名状元,名垂青史,能让人们记起的又有几个呢?要说状元作为一个整体,有近三分之一英年早逝,有三分之一提前辞官回乡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还有三分之一左右在官场沉浮。在清朝前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没有一个状元。

 

说到山西进士中的佼佼者,首先要说的自然是陈廷敬。陈廷敬原名陈敬,阳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进士,因为同科中有重名者,皇上便给他的名字中添了一个廷字。他入翰林,改侍讲,擢詹事,迁内阁学士,充讲官,掌教习,大部分时间是给皇帝讲课。陈廷敬的最高职务是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皇帝对陈廷敬盖棺论定“宽大老成,几近完人”。最能引起人们对陈廷敬景仰的,是他主编了《康熙字典》。

 

孙嘉淦可谓是科举制度公平性的一个代表。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中癸巳科进士,曾任吏部、刑部尚书,后又外放直隶总督。他废禁酒令,署理河工,修河渠五百余条,颇多建树,得乾隆赏识,又调湖广总督,几经沉浮,晚年又晋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留在历史上的财富却是一折奏疏即《三习一弊疏》,史称“清代奏议第一”。疏中说“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这样的剖析,直指官场的恶习和腐败。《清史稿》评价:“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清史稿》全文记载了《三习一弊疏》,使得对孙的记载是《清史稿》中最长的一篇。孙嘉淦居官有“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这“八约”是孙嘉淦之自戒,也可为今日为官者戒。

 

徐继畬,山西五台东冶镇人,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科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外交史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也是清代山西进士中必须大书一笔的人物。他虽然生长在偏僻的山村,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孔孟之道的教育,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科举考试的“三级跳”。他长期在沿海地区任职,开阔了眼界,成为当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跌宕起伏的命运,映照了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

 

最值得我们介绍的是杨深秀。杨深秀是闻喜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他的职务并不高,既不是尚书,也不是大学士,但他的声望高,知名度高,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进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主流媒体也多作正面宣传。1898年后,他参加强国会和变法活动,密切了和康有为的联系,和康广仁交情深厚。百日维新,上奏17折,痛斥守旧之弊,促光绪早下决心。慈禧政变后,他本来可以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能及早逃脱,他儿子曾力劝他出走,他严词拒绝,而是和谭嗣同一样,选择了舍生取义,冒死不辞。

 

                                                                    节选自《映像》2017年第1期,欲知更多内容可购买本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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